江姐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江竹筠的爱称,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中共重庆市委《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丈夫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仍坚不吐实,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同志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江姐故居修复于2006年年底,占地300平方米,集中的展示了江姐及家人使用过的物品,以及用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展示了江姐的革命事迹。2011年江姐故居被列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江姐原名江竹筠(1920—1949),原名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4年夏,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人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参加领导重庆学生抗暴运动,并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在“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高潮中,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指派,1947年冬随彭咏梧到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担任下川东地区地工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竹签钉进十指。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她关怀难友,参与领导狱中斗争,被亲切地称为“江姐”。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江姐在临死前还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而这封遗书现在保存在重庆三峡博物馆。而就在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向世人写开尘封已久的秘密。
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14日是革命烈士江竹筠(江姐)牺牲58周年之日,三峡博物馆昨天公开展示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江姐的遗书。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遗书提到儿子
这封遗书是江姐写给表弟谭竹安的,约十多厘米见方,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江姐既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性,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信中屡次提到儿子彭云。工作人员说,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竹筷削笔烧棉做墨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是怎样悄悄写下遗书,又是怎样把遗书送出监狱的?三峡博物馆有关人士揭开了谜底。
当时,江姐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工作人员说,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给表弟谭竹安写下了这封遗书。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